湿婆的毒酒：当神权允许贱民慢性自杀
活久见，时隔近一个世纪，印度又将踏足历史的深水区——该国宣布将在2027年3月前完成全国人口普查，并同步启动种姓统计。
这是自1931年英属印度统治时期以来的首次种姓普查，彼时殖民者用冰冷的数字切割出印度社会4000多个种姓沟壑。百年时光流转，这道被刻意尘封的伤疤终被重新揭开。
这无疑在印度国内又掀起激烈的争论：统计种姓究竟是提升弱势群体的地位，还是进一步加剧社会分裂？
近百年来，种姓数据一直是印度社会“不可说的秘密”。
种姓制度如无形的血脉网络，严密支配着印度教社会的每一寸肌理。它以职业世袭、等级隔离、内婚禁锢为骨架，构筑起跨越千年的森严金字塔。高种姓群体垄断特权，低种姓世代承受着系统性剥削。这套精密体系在历史演变中不断裂变——原始四大种姓已碎化为上万个亚种姓集团（迦提），形成盘根错节的微观等级链条，其复杂程度令现代统计学都望而生畏。
所以，你丫的莫迪老仙终于对危险又迷糊的“种姓”下手了。毕竟，再不下手，被假酒肢解的印度社会将被撕裂得“体无完肤”。
众所周知，印度是全球最大的威士忌消费市场。然而，以苏格兰威士忌为代表的公认优质威士忌，在印度市场的份额却非常有限。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关键原因，在于印度对进口威士忌征收的高额关税。
此前，印度对从英国进口的威士忌征收的关税高达150%。这包含了50%的基本关税和额外100%的农业建设发展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税率达到了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规则下印度可施行的最高上限。追溯历史则更为惊人——约二十年前，该税率曾一度飙升至惊人的600%。如此高的贸易壁垒，自然促使苏格兰威士忌产业长期致力于推动相关贸易协定的谈判，以期打开印度市场。
值得玩味的是，支撑印度“全球第一”消费量的主体，并非严格意义的国际标准威士忌。实际上，直至今日，印度市场绝大部分被消费者称为“威士忌”的烈酒，是由发酵糖蜜（molasses）蒸馏制成。
这类印度本土烈酒麦芽含量仅10%-12%（远低于威士忌标准），口感浓甜且成本低廉，主导着国内主流市场。2014年印度烈酒消费量超15亿升（占全球第一，超美国三倍），其中主要由这种糖蜜基底的廉价酒类驱动。
印度人不喜食用大麦，在他们的食谱中小麦和大米才是谷物中绝对的王者。甘蔗好种，生命力顽强，省心省力。因此，以蜜糖为原料的威士忌，价格低廉，穷苦大众还算买得起。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和烈酒消费需求激增的刺激下，非法私酿酒厂遍地开花。
而假酒之所以泛滥，毫不夸张地说，由于酒的价格高导致很多人买不起酒，一些印度消费者明知是假酒却仍要饮用。巨大的价格落差是根本诱因——部分假酒折合每升仅需人民币9毛钱，与昂贵的真酒形成鲜明对比。这种庞大的需求支撑了惊人的市场规模：数据显示，印度每年消费约50亿升酒类中，高达40%为非法生产的假酒。
酒，就是他们苦日子里最过瘾的东西。活着太难受，灌一口下去，就像钻进了神仙洞，快活一会儿是一会儿。管他什么假酒真酒，没喝死算命大，喝死了也拉倒，正好省得受罪！
当宪法平等沦为虚妄，酒精成为最廉价的阶级固化工具：占人口4%的婆罗门掌控70%司法权与45%国会席次，却系统性封锁低种姓上升通道，并放任酒精倾销。劣酒灼烧的喉间，浸透着被制度性窒息的光。
监管缺失下，非法私酿频发致命甲醇超标。该国年均约1000人因此丧生，最新惨剧是2025年6月泰米尔纳德邦假酒致37人死亡。
悲剧根源在于畸高酒精税扭曲市场：它推高正规酒价，将穷人逼入地下黑市，政府却损失了潜在税收且需耗费巨资执法。历史证明：唯有建立合理税制与开放市场，才能让政府税收增长、产业良性发展、消费者安全有保障、执法负担下降——“封闭”带来死亡，“开放”通向生路。
那么，问题又来了，合理税制与开放市场可以从根源改变吗？然而，问题远比税收机制更深——它与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紧密交织，形成了一个难以轻易破解的闭环。
种姓固化贫困：低种姓群体深陷贫困，无力负担因高酒精税而价格畸高的正规酒类。
高税制造真空：畸高的税收实质上是制度性歧视，剥夺了穷人安全饮酒的选择权，制造了巨大的市场真空。
非法市场填补：这一真空被无需纳税、无视标准的非法假酒迅速填补，庞大的刚性需求使其持续膨胀。
选择性执法：有限的执法力量主要针对底层生产者和消费者，形成基于阶层的惩罚歧视；腐败庇护则保护了上层组织者。
苦难循环固化：假酒毒害主要降临在低种姓穷人身上，加深其苦难，政府治理缺位使循环无解。最终，税收体系反而强化了种姓分隔和不公分配。
扭曲的闭环如何破局？
破解这一由种姓制度、高税收与假酒毒瘤构成的闭环，远非简单的经济政策调整，它要求的是一场敢于切割千年社会痼疾、撬动既得权力根基的深层革命。
所以，莫迪老仙，面对种姓普查后可能撕开的真实深渊，你可曾掂量过，掌中紧握的权力，是否真能承担这地动山摇的重量？
